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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安全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文章来源：体系办    提交时间：2023-09-21 00:00:00.000000         

论藏粮于草和中国农业发展改革

（一）

我国粮食安全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作者：张英俊

 

没有草业的农业是不完整的农业，也是无法实现粮食自给的，无法端牢中国人的饭碗。

国际上发达国家草地畜牧业是非常重要的农业产业，草对畜产品的贡献率高达60%到90%。

 

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推动地球村的建设，全球化已影响着我们的每一天。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也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地球村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以国家为单元的全球治理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每个国家都有所警惕，而我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理念不会动摇，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大量依靠外部来拉动，而必须重视内需和消费潜力的挖掘。对于工业品等，可以通过全球供给或全球采购来调节，但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蔬菜、肉类等食物，则须审视国家的自给能力！

我国“十四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指出，除了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等目标外，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列入其中。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14亿人的饭碗无疑是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如何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让国人在吃好的基础上促进消费，农业农村发展成为我国发展之关键。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构建了合理的“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轮作为种植业主要方式，饲草业约占种植业的1 /3，畜牧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其中草食畜牧业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的50%以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甚至高达80%以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耕地资源紧缺，人们要解决温饱问题，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进入21世纪，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人从吃饱逐渐进入吃好阶段，对肉蛋奶的需求迅速增加。据统计，我国人均口粮消费量由1978 年的225 公斤下降到2019 年的116 公斤，而人均肉类消费量由每年1.2公斤上升到每年29.6公斤，其中人均猪肉消费量达20.3公斤，由此形成了中国目前的“猪-粮”二元农业结构。

我国一直将粮食安全列为国家头等大事，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升，中国人的食物也逐渐多样化，每年人均口粮消费量仅有120公斤左右；2019年我国稻谷和小麦两种口粮的人均占有量已达245公斤，是所需口粮消费量的2倍；但国家每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关乎农业，粮食安全的压力并没有随之减轻，且粮食进口还在不断增长，原因何在？

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增收。过去近20年，谷物产量从4.9亿吨增加到2019年6.7亿吨（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玉米，从1.3亿吨增长为2020年2.6亿吨）；但同时粮食进口也一直在增长，2020年已达1.4亿吨（其中大豆进口量达1亿吨)。这样的粮食生产和进口格局，全都是为了国人的口粮需求吗？答案是否定的。

近十年来，粮食的供给与人口的增长并不呈比例。那这些增长和进口的粮食到哪里去了呢？除了部分进口粮食属于品种调剂外，绝大部分增产和进口的粮食均拿去满足畜禽对饲料粮的需求了，尤其是自产的玉米和进口的大豆。实际上，我国生产的粮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不再只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成为了主要满足畜禽的需求。无论是在华夏滚滚历史长河中，还是放眼全球，这一现状值得我们警醒，我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成了“保障猪禽的饲料粮安全”。

中国的“猪-粮”二元农业结构，本该在上世纪90年代根据国人食物结构改变而进行调整。但由于惯性思维，导致我国的农业主要还是以种植业为主，二元农业结构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农业的需求。为保住粮食产量的底线，18亿亩耕地实施了全世界最严格的保护政策，低产的大豆逐渐被高产的玉米替代，但替代的玉米70%以上都用作了饲料粮。由于有不断增长的饲料粮供给保障，支撑了我国猪禽产业在畜牧业中一枝独秀的局面，猪禽产业占畜牧业比重高达80%以上，规模化畜禽养殖已接近70%，反过来又对饲料粮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进而影响了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的粮食、猪肉和禽蛋多了，农田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带来了严重的土壤和水源污染问题；因畜禽规模养殖密度大，为了使用大量的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疫苗来保障生产，导致畜禽粪便中残留大量重金属或抗生素，千百年来的粪肥还田受到严重影响，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农业呈现种植业和畜牧业割裂的局面。

（未完待续）

 

 

 

（二）

“猪鸡引擎农业”还能持续吗?

作者：张英俊

 

没有草业的农业是不完整的农业，

是无法实现粮食自给的，

也无法端牢中国人的饭碗。

 

 

上期我们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主要是为保障猪禽的饲料粮带来的，那“猪鸡引擎农业”是否是中国特色呢？过去20多年，很少有人质疑，但客观上国家的粮食安全被猪禽绑架了！这样的“中国特色农业”终将不可持续。

如果1亿多吨的大豆一旦无法进口，肉、蛋、奶的生产效率会很快下降，国人吃好的问题马上就会转化为能否吃饱的危机。这样不仅要为生产更多的饲料粮而付出巨大社会成本，也将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造成更大压力。同时，提倡“猪-粮”为中国农业特色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原因有四。

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国人已从吃饱转为吃好的阶段，中国需要的是食物安全，不仅仅是粮食安全；

第二、中国人喜欢猪鸡产品，但过去近20年里，中国的猪鸡产品价格均有波动，而草食动物的牛羊肉的价格却一直在稳步上升，几乎是猪肉、禽肉的两倍，说明中国人也喜欢吃牛羊肉；

第三、中国人烹饪喜欢用豆油，食用植物油人均年消费量达27公斤左右（已高出食物营养推荐用量1倍以上），且品种多样供给充裕。因此，我国进口大豆的主要驱动因素则是畜牧业生产对豆粕蛋白质的需求。

第四、关于饲料粮的转化率，研究显示，生产1公斤畜产品所需饲料粮的平均量约为：猪肉3.5公斤、禽肉2公斤、禽蛋2.8公斤、奶类0.5公斤、牛肉0.4公斤、羊肉0.3公斤。可见牛羊消耗饲料粮并没有猪鸡多，但这须以牛羊采食优质牧草为前提。

新冠疫情已给全球农业产业链带来冲击，如果美国粮食减产或不允许任何国家向中国出口含有美国基因知识产权的农产品，我们将无法从国外进口到1粒大豆，由此将对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如何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自己的饭碗里不仅要装粮食，还要装牛羊肉，迫切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农业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中国“猪-粮”农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人-畜争粮模式，导致国家一直为满足猪禽的饲料粮而不断地提高粮食产量和进口量。可以说，解决我国粮食安全的突破口就要从人-畜分粮开始。

回归初心，生产粮食应主要以人的需求进行计算，畜禽的需求应最大限度的以人类无法直接利用的资源（草）为主。

纵观欧美等农业发达国家，人们每天摄入的肉奶较多，而肉奶供给主要为食草动物，农田生产的粮食还可以大量出口，并可游刃有余的进行农业结构调节。同时，利用不能种植作物或不能获得高产的土地种植牧草，从而获取肉奶。以美国为例，除了利用40亿亩的草原放牧生产肉奶外，28亿亩农田中超过14%用作饲草生产，35亿亩林地中有8%进行林下放牧利用；在美国，苜蓿被看作农田四大作物之一，与大豆、小麦和玉米进行豆禾轮作，既利用豆科生物固氮提高土壤有机质和氮含量，保障农田土壤质量，又可每年为畜禽提供超过1400万吨的苜蓿蛋白质，保障畜产品安全。

欧洲和新西兰虽然农田种植苜蓿面积较小，但用于饲养草食动物的青贮玉米约占玉米种植面积的80%，同时在种植粮食作物不能高产的丘陵地带建植白三叶+黑麦草多年生栽培草地，利用高效的草地放牧系统生产肉奶。这样的草地系统既有别于天然草原的自然放牧、也不同于农区秸秆加精料的人工饲养。牛羊在人工草地上采食，粪便可均匀散布于草地，不用处理粪污，不仅促进养分循环利用、降低环境污染风险，还利于牛羊生长、生产绿色畜产品。栽培草地畜牧业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生态畜牧业模式，是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栽培草地畜牧业不仅以极低的成本获得高品质的畜产品，而且多年生牧草的生态功能大体可与天然草原相比，几乎没有水土流失风险。在国内，我国从“六五”开始，贵州独山、晴隆和威宁、湖南南山、云南小哨和寻甸、湖北利川、重庆红池坝和山西沁水等地，曾发展过栽培草地畜牧业，且其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表现俱佳。“九五”期间贵州威宁推行的栽培草地畜牧业以灼圃为中心示范场带动周边农牧民脱贫致富，被当时人民日报评论为“灼圃模式”。任继周院士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农区种草是优化农业系统、保证粮食安全的重大措施，认为发掘草地资源，解放巨大食物资源潜力，实现“人－畜”分粮，是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举措。因此，中国农业须进一步改革，与时俱进，应以”藏粮于草，用草换肉奶“为重点方向！ 

 

（未完待续）

 

（三）

藏粮于草，用草换肉奶！

作者：张英俊

 

没有草业的农业是不完整的农业，也是无法实现粮食自给的，无法端牢中国人的饭碗。

国际上发达国家草地畜牧业是非常重要的农业产业，草对畜产品的贡献率高达60%到90%。

 

 

科学研究指出，随着地球人口的增长，保障人类食物安全的根本举措有三个，第一是减少食物浪费，第二是开发海洋资源，第三是利用陆地上人类不能直接利（食）用的资源-草，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饮食结构变化，对肉奶将有更多的刚性需求，第三个举措是保障人类食物安全的关键。利用有限的粮食资源来生产肉奶显然会对人类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应将人类对粮食的需求与动物对饲料的需求错位，充分发挥食草动物采食人类不能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纤维来生产肉奶，从而解决2050年地球90亿人对肉奶的需求。

1、通过草食动物将草转化为肉奶，保障食物安全。

我国是一个草原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多丘陵山地的国家。草作为重要的农业资源，通过草食动物将其转化为肉奶，是保障食物安全的根本举措。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改良北方水热条件较好的草原。我国草原有近60亿亩，约占国土面积的40%，中国科学院李博院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我国易于改造和发挥生产潜力的草原在温带荒漠草原地区约占5%，干草原地区约25%，草甸草原地区可达50%以上，三者合计约2亿亩。这2亿亩草原如果改造成高产稳产的人工或半人工草地，草地生产力可提高2到3倍，可使饲养家畜的数量翻2-3番。

二是充分利用低产田和边际土地种优质牧草。我国至少有2.8亿亩边际土地适宜种植苜蓿和混播苜蓿禾草，包括滩涂、不宜种粮的严重污染耕地、弃耕土地等，这些土地如果拿出1/4左右的面积种植苜蓿或混播苜蓿禾草，就可以保障全国1000多万头奶牛对蛋白质的需求，同时种植苜蓿还可以改良这些边际土地，扩充优质耕地面积。

三是在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新疆与青藏高原以及农牧交错带等丘陵地区，建设以苜蓿为主的放牧型栽培草地3亿亩。实施放牧加舍饲的草畜一体化工程，可以满足3亿个羊单位在生长季的饲草需求；如果将南方不适合种粮却适宜长草的10亿亩草山草坡的1/5，建设成以白三叶为主的放牧型栽培草地，实施新西兰式的高产人工草地放牧生产肉奶工程，2亿亩栽培草地至少可以养殖1亿个羊单位。

由此可见，实施以上举措，我国牛羊肉产量在现有基础上将增加1-2倍，可大大减少对猪肉的依赖，可充分减轻18亿亩耕地生产饲料粮的压力。

2、推行草地合理放牧技术

虽然我国草原面积位居世界第二，但长期“重粮轻草”，世界上草地最普遍利用技术在我国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全球范围内，放牧是草地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利用方式，也是生产高质量畜产品成本低效益好的方式。放牧利用1吨牧草可生产30～50公斤肉，而且不需要粮食。

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表明，草地合理放牧不仅可以获得高质畜产品，而且也是保持草地物种多样性、维护草地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

我国草原管理粗放，主要以载畜量为草畜平衡衡量指标，但由于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草地承载力应动态管理。当家畜个体增重达最高生产潜力的60～70%时，单位面积草地畜产品的产量最高，同时畜产品的品质最优；放牧家畜在草地上采食距离超过1.6公里，家畜采食获取的营养将有50%被行走所消耗；如果超过3.2公里，则一天采食的牧草全部由运动消耗殆尽，完全浪费了宝贵的牧草资源。研究还表明，采用限时放牧技术，放牧4小时可获得与放牧12小时等同或更优品质的畜产品，只要放牧后牧草的高度不低于5～8cm，就有助于草地植被的恢复和再生。这些简单易行的放牧技术，在我国草原管理中一直未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同时，国际上均有草饲畜产品标准，这不仅有助于区分舍饲畜产品与放牧畜产品，同时也可引导草地畜牧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但我国现行的质量标准和价格体系中，草饲畜产品的优质、安全、独特风味的优势以及其功能价值并没有体现出来，本应该以放牧为主的草食家畜生产开始舍饲化，消耗大量的粮食，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负担；利用粮食饲喂的草食动物，其增重的70%以上为皮下脂肪或内脏，形成了隐性的粮食浪费。因此，应尽快制定草饲畜产品或放牧畜产品的质量标准，推行优质优价，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农牧民从追求单一家畜数量转变到追求家畜产品质量与效益，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

3、推行栽培草地畜牧业

推行栽培草地畜牧业，不仅可以提高畜产品供给能力，有助于化解规模化养殖带来的环保压力和安全风险，也可以实现人-畜分粮，减少18亿亩耕地的粮食生产压力。更重要的是种草还有助于固碳，对我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据估算，通过草地改良和建立多年生栽培草地可以使全国草地生态系统每年多吸收5～8亿吨碳，相当于我国2009～2018十年间年均工业碳排放量的21%～35%。根据水热条件分布，我国适宜进行高质量草地建设的面积约为7.6亿亩，占草地总面积的12.6%。通过免耕补播苜蓿、羊草、冰草、披碱草等优质牧草改良天然草原，可使草原生产力翻2～3番，同时可使土壤碳储量每年增加2.4～7%，在温性草原区增加碳汇1.4～2.6亿吨/年，在高寒草地增加碳汇0.1～0.3亿吨/年，在南方草山草坡建植栽培草地可增加碳汇0.2～0.3亿吨/年。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通过，建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尤其是在我国部分草原牧区和南方丘陵山区，建设高产优质人工半人工草地，大力发展栽培草地畜牧业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农田利用中也应该注意生态保护，比如黑土地的保护本质上是有机质的提升，而提升有机质的最好办法就是种草。研究证明，种植苜蓿或苜蓿禾草混播的土地水土流失率只有小麦、玉米的1/3～1/5，可显著降低土壤侵蚀；种植苜蓿白三叶等多年生牧草2年到3年后土壤氮可达每公顷200～300公斤，显著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做到“藏粮于草”。同时草原的生态保护，只有在科学合理利用中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保护。草原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草地畜牧业是牧区的主导产业，发展高质量草地畜牧业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需要，也是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更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大实践。

林草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但草资源更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料，国际上最主要的林下经济是林下草地畜牧业！草就是肉奶，当下应大力挖掘“草原粮库”潜力，支撑我国食物安全。

由此，建议在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国家战略基础上，还要加一条：藏粮于草！中国食物安全的压力还需要“草”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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